近年来，中国政府已经与30个国家政府签署了经贸合作协议，中国商务部与60多个国家相关部门及国际组织，在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召开期间，共同发布了推进一带一路贸易畅通的合作倡议。

以前我们倾向于接受皮克迪教授的观点，即贫富差距太大会导致社会动荡甚至革命，不患寡但患不均。因此，财富差距一般都远大于收入差距，而收入差距又大于消费差距。

可是，过去的土地分配不平等、工业资本分配不平等并没有将人类带向毁灭性革命，资本主义继续调整适应至今。比如，假如土地的多少是个人成功和财富的唯一标准，也是财富的唯一载体，谁拥有的土地多，谁就是社会中更加成功的人士。在孔子之后的2000余年，从诗人、词作家、小说家到思想家，关于贫富差距的论述数不胜数，但都是基于生活中的局部观察、感悟而发，不是基于系统的长时段大样本数据，更不是基于严谨的量化分析。2008年的金融危机是否过多打击了穷人、帮助了富人呢？从2007年底到2011年的四年危机高峰期，最富10%跟最穷10%的收入比从原来的5.8倍，上升到6.3倍，收入差距恶化了，而两者的资费比从4.3倍下降到3.9倍。货币化惹的祸？ 人类不断地货币化与金融化，把消费分配跟收入与财富分配之间的距离拉大了，使这三者不再是一回事，也使得财富差距拉大了。

第三，由于各类保险、退休养老基金及其他投资基金等金融产品的丰富发展，加上政府保障体系的建立，收入可以因天灾人祸等风险事件而波动起伏，因生老病残而变化莫测，但消费却能保持平稳，进而使收入分配可能非常不平均，但人际消费差距却可以相对较小。第一，资本的崛起使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以及不同有产者之间在劳动收入之外的收入出现分离，因而使得财富分配和收入分配不再同步，可以大为不同。这也期待着新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精神的理论先行。

它完成了资本巨头的独裁统治。资本是一个作为主体的自我表象着的客体，意识越被虚无化，资本就越被虚拟空间化。尼古拉·别尔嘉耶夫指出：如何在世界上实现精神，即不让它处在未展开的状态，处在仿佛是潜在的状态，同时不对它进行客体化，不使之与自己异化，不把生存向堕落的世界里抛。精神的堕落不是精神的对象化或客体化的结果，而是精神离开了生命的本质运动方向，放弃了对物欲的批判和超越，精神被纠缠在物欲的世界里，这才是精神的真正悲剧。

对金融化世界的哲学反思，并不是呼吁人类废弃金融价值观，消除现代金融生活范式，而是将人类引入更为深刻的形而上的问题思考。马克思指出：本质只能被理解为‘类，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自然地联系起来的普遍性。

不可否认，与马克思时代的资本相比，21世纪的资本追求剩余价值的秉性没有变。毫无疑问，理解现代金融体系，必须认真思考社会和思想的历史，人是历史性地存在，缺乏历史感的人类是十分危险的人类。因此，拥有智能化的现代资本金融体系乃是一个国家掌握自身命运主动权的关键。资本的金融化，意味着资本集聚和运作重心由产业部门转向金融部门。

被称为华尔街巨熊的国际股神利弗莫尔，从事股票操作长达48年，历经无数次兴衰起伏、破产与巨大成功。个体生命金融内化，尽管能体验生命自身的内在矛盾，尤其是生命发展的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辩证转换过程，但如果每天都把生命搁置在关涉瞬间的丰裕回报或巨大财产损失的读秒抉择体验中，过度丰盈的欢乐或痛苦，定会招致精神的如此悲剧：精神超越世俗的秉性变得极端脆弱、极端无能、极端异化。(三)资本的精神向度更趋主观性和任性。这意味着，精神性应该在世界上被实现，而不是被象征，应该在生存里实现，而不是在客体里。

实际上，两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一方面，普遍性是特殊性存在的前提和基础。英语中金融一词源于古法语，与结束一词有着相同的词根。

人的意志不完全是纯粹的抽象，它往往体现在我的意志所规制的财产关系中，尤其是体现在不同人格意志所占有的财产权转让的关系中。(33)资本的精神向度趋向主观性和任性：由虚拟资本所形成的价格不再是一个客观决定的量，而变成那些以意志和意识决定价格的人们的计算数例，变成了前提而不是结果，成了主观的东西而不是客观的东西，成了任意的和偶然的东西而不是不依赖于当事人的意志和意识的独立的和必然的东西。

资本的财富杠杆效应没有变。事实上，从资本的任性到权力的任性，21世纪人类历史已出现超出人们意料之外的偏斜运动。或有权利是金融创新的重要本质，它可以通过套期保值规避未来风险，不仅为人类应对直接的、可预见的风险提供了工具，而且还为人类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提供了工具。意志的中介作用表现在：推出计算时间价值的手段、运用就随机结果签约的能力以及建立一个允许转让金融权利的法律框架。(12)13～14世纪在佛罗伦萨等意大利城邦推出现代债券、基金，开启了东西方之间的金融创新大分流，并引发、激励出各种社会制度的变革。也应该充分肯定感性的个体及私欲的特殊性的合理性和重要性，对金融行为的个人动力学原理予以高度重视，个人乃是各种需要的整体以及自然必然性与任性之混合体存在的根基，充分理解恶的历史作用的具体性、可感性和自我性，没有因个人私欲、利己动机引发的金融活动中一切癖性、一切禀赋、一切冲动、一切激情，整体主义的普遍性就会成为毫无生命、毫无真实存在的空洞幻想。

黑格尔指出：人为了作为理念而存在，必须给它的自由以外部的领域。在经历这种危机之后许多人不禁要问，金融到底能在社会良性发展中扮演怎样的角色?不论作为一门学科、一门职业，还是一种创新的经济来源，金融如何帮助人们达成平等社会的终极目标?金融如何能为保障自由、促进繁荣、促成平等以及取得经济保障贡献一份力量?我们如何才能使得金融民主化，从而使得金融能更好地为所有人服务?⑨在现代性的视域下，金融化生存世界本质上是一个高度经济理性、高度世俗化、高度价值通约的社会，它使经济得到了快速增长、人性得到了解放、自由得到了发展，但它也是一个充满了二律背反的生存世界：人的精神本质与人的对象化世界的异化更趋深重，金融的富人更富的秉性与金融的民主化、人性化的矛盾对立不可调和。

第二，特殊性只有在普遍性中才能达到真理。生命的本真意义被追求一种价值通约的可转让性所贯通。

⑩金融从来就是经济与社会制度变革创新的重要工具。这种交易的需求是巧言令色堆叠出来的，是销售期权的人利用顾客心理的弱点编造出来的。

不可否认，现代人的日常生活程式已离不开现代金融工具及其衍生品的支撑，更灵活的财富管理、更有效的资源配置、更多样的需求选择等等，这是生存质量重大提升的显现。它植根于文明历史进化的需要之中，是人类由人性的利己主义倾向向更为广阔的社会化倾向进化的历史禀赋，因而也是道德的整体和实践原则。与之不同的是，历史理性不属于私见和任性的主观偶然性，它源出于人类，是经过反思的、以追求自由意志为内核的历史普遍性观念，康德把它诠释为：由恶引起的对抗，由对抗诉求着和谐，从而形成人类觉解自身的历史进步观念，把那种病态地被迫组成了社会的一致性终于转化为一个道德的整体。毋庸置疑，以资本金融为主的现代金融体系，在新的国际经济秩序与分工中占据极为重要的核心地位。

二是资金来源从个体到全社会的配置，更强化了金融对社会的穿透力。毫无疑问，如此金融战略的拟定，起因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和浮动汇率时代的到来，以及生产与金融的全球化发展趋势。

21世纪，可谓是世界走向金融化的世纪，如美国学者詹姆斯·里卡兹所言：全世界金融联系的规模和复杂性而呈指数增长。(37)(2)在逐利的金融意志主义强力推进下，西方众多的国家核心功能被严重地私有化。

⑦二是追求证券化、高杠杆率的价值偏好，使得日益倍增的全球投行或金融机构倾力推进衍生品的创新，客观导致生存世界从物质资源到知识产权、从公民财产到国家主权、从生活方式到价值观念，都程度不同地被锁定在金融契约以及高杠杆率金融衍生品的巨大泡沫中。生命作为人格的定在，它是自由的最实质性根据：那些构成我的人格的最隐秘的财富和我的自我意识的普遍本质的福利，或者更确切地说，实体性的规定，是不可转让的，同时，享受这种福利的权利也永远不会失效。

个体生命的金融内化最终导致他走向自杀。(4)金融理性与政治理性的矛盾冲突。因为人在这种最初还是完全抽象的规定中是绝对无限的意志，所以这个有别于意志的东西，即可以构成它的自由的领域的那个东西，也同样被规定为与意志直接不同而可以与它分离的东西。这也进一步明证了马克思《资本论》思想的科学性、深刻性和现时代的指导意义。

如何理解这种生存状态，如何实现完美综合?有三个要义值得重视。资本金融的逻辑进入个体生命的精神结构主要来自两种化合反应。

如哲学家柏格森所言：我们的思维，就其纯粹的逻辑形式而言，并不能阐明生命的真正本质，不能阐明进化运动的深刻意义。显然，生命的意义体验与金融规制的过程体验相互渗透，如果让精神世界完全服从市场命令，服从逐利的金融意志主义的行为节奏的召唤，它将招致人类的精神堕落或毁灭。

个体生命的金融内化本质上割裂了两者关系：只注重特殊性，否弃了普遍性。②殊不知，一些对资本金融高度敏感的国家，③正是在20世纪下半叶开始了智能化资本运作工具创新的全球战略：以投行金融为主导，以全球资本市场为基础，以流动性和金融合约为特征的全球化资本金融体系的打造与实施。

(责任编辑：大桥卓弥)